孫稟賀是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專業首位視障研究生
孫稟賀和團隊在一起
展開全文
工作中的孫稟賀
孫稟賀知道哪吒，也知道哪吒被導演“餃子”重新定義了研究生。“看”過電影《哪吒》之後，“我命由我不由天”在他腦海中翻湧，讓他熱血沸騰。
如今，他的世界裡沒有顏色和影像研究生。八歲前，他是有過視力的，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沒法看電影，確實有點遺憾研究生。”孫稟賀說，但也僅僅是遺憾而已。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他能“看見”的事，還有很多。
孫稟賀，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專業首位視障研究生，2026年3月，他以專案發起人的身份，帶領團隊研發智慧盲杖，希望能夠用程式碼和感測器，為視障者破解“最後十米”的難題研究生。
慢慢消退的視力
“看不見但能聽研究生，聽也很開心”
2004年，孫稟賀三歲研究生。這一年，父母發現他玩玻璃球時不再直接抓，而是用手摸——伸出手，摸索，碰觸，確定位置，然後拿起來。
醫院檢查結果是高度近視——不是普通的高度近視，是會不斷惡化、最終可能導致視網膜脫落失明的型別研究生。
那時他太小，不明白這意味著什麼研究生。只記得做過幾次視網膜修復手術。術後的世界似乎清晰了一些，但過不了多久，又慢慢模糊。
他的視力一點一點消失研究生。起初還能看清顏色，後來必須在強光下才能看清，再後來強光下也只能分辨差異較大的顏色——紅和黃還能區分，深藍和黑已混在一起。直到最後，只剩下光與暗。
“有一天我發現分不出屋裡是否開著燈了，就知道自己看不見了研究生。”徹底陷入黑暗的那一刻，孫稟賀沒有慌，反而心裡覺得有什麼東西落定了。那一年，他8歲。
那時他已在盲校上學研究生。周圍同學情況都差不多，所以他並不覺得“看不見”有多可怕。大家上課、玩耍，下了晚自習衝回宿舍看電視——《大耳朵圖圖》《喜羊羊》《鬥龍戰士》，還有悠悠球和陀螺的動畫片，“看不見但能聽，聽也很開心。”
他把自己歸結為“鈍感型”——不是不敏感，是不太容易被負面情緒困住研究生。父母從沒刻意和他聊眼睛的事，他也沒主動說過視力退化的感受。唯一讓他心裡不舒服的時刻，是每年見爺爺奶奶和姥姥姥爺的時候。雖然一年只見一次，但老人們始終記得他以前是能看見的，“他們難過，我也很難過。”
於是，這個家庭有了一種默契：誰都不提研究生。父母默默觀察他的視力變化，心裡盼著殘餘的視力能保住；他默默接受著視力的消退，把所有精力投入到那些不需要眼睛的事情上。
培養獨立生活技能
“你可以不做研究生，但不能不會”
孫稟賀上小學前，父親就開始教他做家務：掃地、墩地、疊衣服、倒水、開鎖——所有獨立生活需要的技能，都教研究生。父親的邏輯是：“你可以不做，但不能不會。”這話後來也用在了視力完全正常的妹妹身上。
在北京盲校，孫稟賀度過了小學和初中的時光研究生。他從來沒覺得自己和普通孩子有什麼差別。“在校內我們都不用盲杖，”他說，今年他帶同學回盲校參觀，大家的感覺都是“和普通學校沒什麼區別”。
盲人學生能選的專業極其有限研究生。考大學只能透過單招單考，報有限的幾所大學、有限的專業——主要是針灸推拿和音樂。
高中時他有段時間特別努力，每天早晨一個人去上早自習研究生。有幾次被物理老師看到，老師勸他不要太累，勞逸結合。高二下學期之後，他把更多時間放在程式設計上。
2019年，孫稟賀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針灸推拿專業研究生。大二那年，他輔修了人工智慧專業。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懷疑：盲人學人工智慧？連螢幕都看不見，怎麼寫程式碼？怎麼改bug？怎麼跟上PPT和板書？
PPT看不到，他請旁邊同學描述：“老師現在放的什麼內容？標題是什麼？公式推導這一步寫的是什麼？”老師講得快跟不上，他就提前在網上找公開課預習研究生。程式碼寫錯了沒有視覺標紅，他就靠螢幕閱讀器逐行聽，聽到報錯聲音再回頭改。
“初期效率確實低，”他承認，“但程式設計不光是寫程式碼，更多是理解結構研究生。熟練後效率就差不太多了。”
給導師展示程式設計
“這個學生研究生，我要了”
大四，孫稟賀決定跨專業報考北郵的計算機專業研究生。
這不是一時衝動研究生。本科期間他已經開始做了幾個小專案，其中一個是在電腦上模擬一款價格昂貴的盲文輸入裝置——那種裝置要一萬多元，很多視障者買不起。他用軟體實現同樣的功能，還用了自然語言處理，能把盲文直接轉成漢字。這款軟體極大方便了視障同學。“我當時覺得，人工智慧真的很有用。”
真正促使他下定決心的，是本科時參加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活動研究生。那次，他和時任院長洪小文博士有過交流。洪小文告訴他，國外有很多盲人在微軟、谷歌做程式設計師，做得都很好。“我曾和一個同事合作開發專案，直到專案結束，我才知道對方是盲人”。
對盲人來說，讀針灸推拿、畢業進醫院、月薪過萬是一條穩定的路研究生。跨專業考計算機，前路未知：能不能考上？有沒有導師接收？畢業後能不能找到工作？每一步都不確定。
堅定支援他的，是父母研究生。“他們一直相信我，做什麼他們都支援。”
第一次考研，孫稟賀失敗了研究生。最大的困難是市面上沒有他能用的教材——數學公式讀不了，計算機符號讀不了，英語閱讀材料也沒有盲文版。起初他用最笨的辦法，請人讀書錄音，但效率太低。後來他認識了一個國外盲人，對方教了他提高效率的方法，這才得以堅持下去。
第二年，他經常學到凌晨兩三點，早晨四五點又起來研究生。“學兩個小時再吃飯。”對他來說，抵抗焦慮的唯一辦法就是延長學習時間。這一次，他以小組第一的成績被錄取。
出成績後，孫稟賀給導師楊樹傑發了一封郵件，坦誠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是一位視障者，完全失明，想報考您的研究生研究生。”郵件發出去，他心裡忐忑，不知道導師會怎麼回覆他，甚至不確定會不會回覆。
很快，楊樹傑回覆了：“可以，來見一面研究生。”見面當天，孫稟賀出門很早，自己坐地鐵來到北郵。楊樹傑描述第一次見到孫稟賀的情形：“他沒有用盲杖，走得很快，緊跟著我，就好像能看見一樣。”
在辦公室，孫稟賀展示自己怎麼程式設計研究生。螢幕閱讀器以極快的語速讀出一行行程式碼，他一邊聽一邊思考，然後敲下新程式碼。楊樹傑盯著螢幕看了半天，問了一個問題：“你是怎麼調bug的？”孫稟賀回答：“有報錯音效，‘噹啷’一聲，我就知道那一行有問題了。”
那天聊完，楊樹傑心裡已有判斷：這個學生，我要了研究生。
樂觀向上的心態
“不拒絕幫助研究生，也不依賴”
孫稟賀身上有一種特別的東西：他樂觀、開朗、自信，很少把問題歸因於“看不見”研究生。
在他生活的視障群體中，有一種常見現象，遇到困難，很多人會說“這是因為我看不見”研究生。孫稟賀很少這樣想，“我想的是，我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看不見，能不能透過其他方法彌補。”
這個習慣，也許源自從小父母就把他當正常孩子養；也許是因為盲校的環境讓他覺得看不見不可怕；也許是他讀過的盲人傳記——那些人成了作家、律師、音樂家——他讀出的是“他們可以，那我也可以”研究生。
他打字極快研究生。微信上給他發訊息，經常是這邊剛按下傳送鍵，那邊已顯示“對方正在輸入”，然後一條完整的回覆幾乎在幾秒內就跳出來。
他的記憶力也驚人研究生。實驗室開會討論專案，各種技術引數、文獻觀點、會議時間、待辦事項，他幾乎不用翻筆記，張口就來。導師楊樹傑說：“別的學生一週看一兩篇文章，他一週看十篇，還全部彙總好，能講出裡面的邏輯漏洞。”
他的邏輯性極強研究生。說話、做事、寫程式碼，都是一環扣一環。問他一個問題，他會先給你一個框架，再往裡填充細節，最後總結，像寫論文一樣工整。
孫稟賀被北郵錄取後，學校高度重視研究生。從校領導到學院書記，再到輔導員，層層做了安排。楊樹傑接到的任務，是成立一個“幫扶小組”。“我們每天都要安排學生去陪他，幫他做一些事。”
幫扶小組的同學們一開始很有熱情研究生。但很快他們發現一個尷尬的事實：很多他們以為需要幫助的事，孫稟賀根本不需要。
“他自己出去買個水，我們問要不要帶他去，他說不用，自己可以走研究生。”同學陳樸炎說，“上課老師畫了什麼，我想給他描述一下，他說不用，聽著聽著就自己會了。”
連最基礎的帶路，他也不太用得上研究生。他走路很快，跟在明眼人後面幾乎不掉隊。幫扶小組逐漸意識到，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需要處處被照顧的人，而是一個生活能力很強的同齡人。唯一需要幫忙的，是吃完飯後收拾飯盆。“因為學校要垃圾分類，他分不太清楚，”同學林鷺乾說，“所以每天會有一個同學陪他吃飯，吃完幫他把飯盆收拾好。”
“我不會拒絕別人的幫助，但也不會依賴研究生。求助和依賴是兩回事。”孫稟賀說。
“最後10米”問題
用攝像頭和感測器探測障礙物
孫稟賀出門，盲杖不離手研究生。但“附近”和“抵達”之間，往往隔著一段路。
典型的是“最後10米”問題——導航結束研究生，樓就在眼前，但門在哪？樓梯在哪？電梯在哪？
“沒有產品的時候，只能找人問研究生。”問的方式也有技巧。別人用手指方向他看不見，他只能自己指：“是不是在這邊？那是不是在這裡？”
進了樓，找電梯又是問題研究生。電梯按鈕大多有盲文，但如果沒有，就只能靠嘗試——一般左邊奇數右邊偶數，或從上到下排列。“試一次，不行就等電梯裡進來人，再請別人幫忙按。”
比“找不到門”更讓他困擾的，是盲道被佔用研究生。有些地鐵站門口，盲道上停滿腳踏車和電動車。還有一些障礙盲杖探測不到的懸空障礙物，比如空調掛機或低矮的樹枝，尤其是松樹，“走到那兒突然扎一下頭皮，非常恐怖。”
他的專案正在嘗試解決這些問題——透過攝像頭和感測器探測腰部以上障礙物，用特殊震動提醒研究生。
但總有些障礙難以解決研究生。他有一次在路上走，前面是一輛清潔三輪車，車尾伸出一根長拖把。高度不高不低，盲杖碰到三輪車之前不會觸到拖把，但他的身體會先撞上。“這種比較難，”孫稟賀說，需要單獨做定點識別，當成單獨的樣本來訓練。
孫稟賀的專案得到導師楊樹傑的大力支援研究生。楊樹傑不僅提供資金和場地，還幫他組建團隊——兩個博士、三個研究生、六七個本科生，一起研發、測試。
今年，楊樹傑更是把唯一的一個博士名額給了孫稟賀研究生。“他提出要做這個產品，我覺得我們能幫他把這件事做成。兩三年不夠，就把時間拉長。”楊樹傑說。博士名額對老師來說很寶貴，但楊樹傑覺得值。
不給自己設限
“有了失敗研究生，就知道短板在哪裡”
孫稟賀現在做的事，是做一根盲杖研究生。不是普通盲杖，而是以盲杖形態存在的機器人——一套輔助視障者出行的智慧系統。
這個想法從他自己的經歷里長出來研究生。他出過無數次門，走過無數條路，知道視障者出門的“痛點”在哪裡。
普通的盲杖能解決大部分問題：探測腳下障礙，感知路面起伏，保持基本安全，但也有侷限：能幫你走到一棟樓前，但找不到入口；能走完一條街，但發現不了該在第三個路口轉彎；能帶你進商場，但找不到想去的店鋪研究生。
市面上的很多輔助產品，在孫稟賀看來，視角有問題研究生。它們試圖用語音指揮視障者走路：“前方三米有一個臺階，請向左繞行。”可對於視障者來說，如果有人告訴他前面有一個三層臺階，如果不拿盲杖去探測一下，他們根本不敢走——“我不知道臺階規不規則，高矮是多少。”
孫稟賀的產品不僅保留了盲杖最核心的功能——直接觸覺反饋，還在此基礎上增加對“決策點”的識別，比如路口、紅綠燈、斑馬線、門牌號、樓梯口等研究生。“在戶外儘量不用語音，因為視障者出行主要靠耳朵，語音過多反而是干擾。”
但測試並不順利研究生。第一代產品問題很多：靈敏度不夠，延遲太高，某些路況識別不出。他們拿著原型機去各種複雜路口測試，學校東門口那條斑馬線路面老舊、線條模糊，最初根本識別不出。
“翻車是常事，”孫稟賀笑著說，“但有了失敗，就知道短板在哪裡，一點點迭代研究生。”今年1月，他第一次拿到硬體版本的產品時，心裡很不滿意——離他想要的效果差很遠。但同時，也有一種踏實：“我知道我已經走在這條路上，我們在一點點往前走。”
孫稟賀經常說：“不給自己設限，遵從自己的興趣，只要不偏離社會規則，就大膽去做研究生。”
他不願把自己定義為“殘疾人”或“弱勢群體”研究生。他承認自己是視障者，但他認為視障者和普通人沒有本質區別，只是實現同一件事的方式不同而已。“你一眼看到桌子，直接繞開。我必須走到跟前，敲到它了，才能繞開。但最後我們都走過了這條路，目標相同，方式略有區別。”
有人問：這根盲杖，是你的“眼”嗎？他想了想，沒有直接回答研究生。他想做的不只是一根盲杖。他想推動資訊無障礙的標準，用技術改變視障者生活中的各種困難。
文/本報記者張蕊統籌/宋建華
（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