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5月26日電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推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論文。在制度建設過程中，適應新發展格局的制度體系構建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牽引，需要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健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增進人民福祉的制度完善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落腳點，需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原則、堅守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相統一原則。以體制機制創新深化制度建設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路徑，需要統籌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協同推進位制度體系現代化；健全公平競爭制度，推動市場競爭制度化、法治化；發揮經濟科技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由廣西壯族自治區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L綜合評價（A刊）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擴充套件來源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廣西優秀期刊《廣西社會科學》，2026年第2期發表宋才發教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主線》論文。《廣西社會科學》雜誌總編周玉林，副總編覃合、黎偉盛。李玉瑩任本文責任編輯。
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論文。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內蒙古財經大學特聘教授。
引用格式:宋才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主線[J].廣西社會科學,2026(2):28-36.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主線
宋才發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為《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善於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以來取得的成功經驗，“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並舉、先立後破，築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論文。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以下簡稱為《建議》）強調，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製度保障。
一、適應新發展格局的制度體系構建論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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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
我國制度體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個基本層次構成論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中國共產黨率領全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囊括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內在的政治領域制度邏輯的揭示，是透過制度體系概念體現出來的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達到的實際高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決定》用“重要制度”替換了原來制度體系三個基本層次中的“具體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發揮“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根本制度建設方面，“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是具有統領地位的根本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則是三大基本政治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直把制度建設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線”和“根本任務”，有序推進了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重大變革，取得了彪炳中華民族發展史冊的歷史性成就。這主要體現在到2020年底，我國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國定貧困縣和所有貧困人口全部“摘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持續提高，中國人民實現全方位的生活改善,實現了黨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黨和政府在加強改革系統整合和制度整合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整合性制度體系建設成果，諸多領域的重要制度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在基本經濟制度建設方面，透過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屬性和功能定位、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方式、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管理等諸多方面的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發生歷史性變革，整體性重構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和治理體系，如劃定和落實了生態保護紅線、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綠色低碳發展機制等方面制度的整體性重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這段重要而簡明的理論概括，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新時代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如果把改革的本質歸結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係變革，以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根本標準，那麼，改革所有制結構、公有制實現形式和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就是調整生產關係的主要措施；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價值取向。2024年5月習近平在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上強調，“抓改革、促發展，歸根到底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應當從人民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謀劃和推進改革，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舉措，使改革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未來必須錨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確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更加註重經濟體制改革的實績實效，進一步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實現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的協同提升；就需要圍繞改革總目標、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更加註重突出改革與制度建設的重點。“制度成熟”與“制度定型”兩者之間，原本就是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關係，衡量“制度成熟”程度與“制度定型”程度具有現實的客觀標準。進一步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制度建設的質量是一個過程，顯現制度建設主線地位和功能是一個圍繞重點逐漸展開的過程，因而檢驗制度體系和制度建設質量水平的現實目標和可行性標準，就是2018年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系統完備、科學規範、執行高效”。衡量高質量制度體系的標準，由“系統完備、科學規範、執行高效”共同組成，只有在未來實踐中更加註重系統性改革和系統整合，才能確保“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健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論文。把我國建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為《憲法》）“序言”規定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須立足新時代新發展階段，以新發展理論引領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必須“著眼增強國有企業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提出增強各有關管理部門戰略協同，推進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因而圍繞核心功能以國有經濟佈局為主線的國資國企改革，是一件對中國式現代化程序影響深遠的大事情，也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成果。要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當下和未來就需要支援國有企業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塑造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需要的新動能和新優勢。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和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說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驅動力是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伴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未來無論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還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都要求創新引領、協同發展，不斷提高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和理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要創新和發展，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競爭力和持久動力。習近平還指出：“生產關係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為此就必須從新質生產力的特點與發展要求出發，找到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和調整新型生產關係的著力點。《決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結合當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實際情況，著力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物件實現最佳化組合和更新躍升，以此催生和推動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的進一步發展。這是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核心任務，也是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關鍵一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之所以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實質上就是強調要遵循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實事求是的重要原則，深化對新質生產力發展方式的認識，為加快構建有利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推動高質量穩健發展提供行動指南。作為運用科學方法論實施的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路子，既能避免地方政府習慣性地搞單一模式的重複建設，又能避免和克服少數領導幹部貪大求全、急功近利的政績觀，揚長補短、走出一條適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子。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質生產力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切入點，迫切需要抓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湧現的新機遇，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要不斷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程序，就要摒棄粗放擴張、低效發展的陳舊落後生產方式，但絕對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恰恰相反，而是要在原有發展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運用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
（三）完善市場準入制度
堅持改革、發展、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域性中的核心地位論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促使實體經濟透過高質量發展，適應新發展格局構建的目標任務，堅定不移地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推進產業基礎高階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以新發展格局引領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充分體現了新發展理念的格局和要求，為走好、走深、走實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牢堅實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黨中央對市場與政府關係的基本定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在高質量發展程序中，有機結合、相互補充，以市場有效促進政府有為，以政府有為推動市場更加有效。我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後勁。建設統一大市場的首要前提是基礎制度規則的統一，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明確監管內容和監管規則，理清責任鏈條；徹底破除地方保護、不公平競爭等藩籬和障礙，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為內迴圈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提供基礎支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實現經濟迴圈暢通無阻，不僅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優越的國際國內平臺，而且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供廣闊的空間舞臺。儘管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推進完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環節，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當下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仍然存在諸多堵點和難點。譬如，“我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完全理順，還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推進完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增長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有科學頂層設計提供正確引領才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作出科學完整的戰略部署，習近平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用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發展和安全，構建新時代新發展格局。2023年中國經濟不斷回升整體好轉，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效能持續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鞏固完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更趨成型的實踐證明，這些頂層設計是符合發展規律、務實管用的。應當深刻認識到構建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經濟協調發展的客觀基礎。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未來必須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要求，堅持“立破並舉，完善制度”的原則，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同時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解決當下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破除地方政府推行的各種封閉小市場、自我小迴圈。正因為如此，《決定》強調要“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專案建設長效機制”。經濟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主推動力，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改革、發展、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域性中始終居於核心地位。一些大型民營企業，近幾年之所以能夠在市場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企業本身對技術創新的高度重視。一些後起之秀的民營企業，也是透過提高相關產品的科技含量，成功地在市場上站穩腳跟的。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像民營企業家任正非創立的5G、寧德時代的電池、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百度的人工智慧汽車等，未來都有可能成為具有牽頭國家級技術攻關能力的企業。在這些企業的企業家身上，都有一股在改革創新和公平競爭中建立世界一流企業的“企業家精神”。
二、增進人民福祉的制度完善論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落腳點
（一）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方向論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突破傳統經濟學理論的藩籬，在眾多發展道路中做出的正確選擇，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智慧結晶。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說過，市場經濟不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的本質是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係變革，檢驗改革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因為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實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圍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不斷發展完善，著眼於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法律保障，因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執行提供系統完備、成熟定型的規則依據，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提升，逐步邁向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充分肯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當然“決定性作用”並不等於就是“全部作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始終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結合在一起的，只有透過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力量源泉。未來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可以對最早推向市場或效能更優的新產品提供儘可能大的市場支援，而那些分割的市場使得每個企業新產品的銷量都很小，事實上限制了市場對技術迭代的拉動。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促進實現市場基礎設施、市場執行和市場監管的統一，做到“設施、執行、監管”三位一體。透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方向和路徑愈來愈清晰。《建議》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確保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這個表述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基本成熟和定型。新時代新階段全面推進體制機制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改革怎麼改？往哪兒改？改什麼？需要有堅定的政治定力才行。習近平在《求是》2024年第10期撰文指出，“有的人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開放。這是曲解我們的改革開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精髓，說到底就是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大方向不動搖，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這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最根本的價值取向，也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最重要的底色。民生事關人們的生存、生活、生計，人們大多從“生存權、發展權”角度來界定民生權，即認為民生權就是事關人們生存與發展的權利形態。把民生權視為歷史性的範疇，本質上是一種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權利形態，民生的根本目的是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這就需要錨定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以促進整個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點帶面引領各領域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只有透過宏觀調控和依法監管，才能有效遏制惡性競爭與盲目的利潤追逐，促成“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良性互動。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進一步暢通國內市場大迴圈，實現《決定》部署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實現市場機制更“有效”，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以推動政府更“有為”，透過市場和政府“兩隻手”協同發力，實現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始終堅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堅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必將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全新動力。
（二）堅持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原則
國有經濟當下和未來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論文。要深刻認識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的現實價值和重大意義，繼續加快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的步伐，不斷培育和增強國有經濟的輻射、引領和帶動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使國有企業更加精準地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確保國有資本在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發揮戰略支撐作用。高質量發展是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產業結構調整基礎上的最佳化發展，是協調成為內生特點和動力的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要求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衡量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效果的評判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議》強調要“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推進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增強國有企業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這就要堅持國有經濟最佳化調整的原則，即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繼續堅持統籌兼顧、協同發展、共同促進的基本原則，要有利於促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交叉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態勢，既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彼此割裂對立。還要堅持分類指導、分類化推進的原則，清晰界定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持續推進分類改革，準確把握國有資本在不同領域的投向和配置，引導國有資本向重點領域和優勢產業集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對於商業競爭類企業實施併購與重組，進而最佳化產業結構實現規模效應，以此增強國有經濟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控制力，這是夯實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基礎的關鍵一環。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程序，國有企業承載著特殊使命和責任擔當，體現了廣大人民對國有企業寄予的深切期望，這是國有企業存在與發展的核心價值所在。《決定》要求進一步明晰不同型別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明確國有資本重點投資領域和重要發展方向，健全國有企業推進原始創新制度安排，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與此同時還強調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支援引導民營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
（三）堅守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相統一原則
40多年的改革開放顯著提升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論文。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推動14億多人口奔向共同富裕，是一項前無古人破天荒的偉大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堪稱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難度最大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由之路。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並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新時代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創造性方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帶領全國56個民族14億多人口，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懈努力，用10餘年時間走完了從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提出到實踐創新的艱辛歷程。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人民群眾不僅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意識不斷提高，而且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訴求也更加多元，這是新時代新徵程人民群眾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把高質量發展理念與基層民主相結合，既是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程序中，中國共產黨發揮基本經濟制度對共同富裕的促進和保障作用，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透過對高收入群體依法予以規範和稅收調節，盡最大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公平感。黨和政府始終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注重解決事實上存在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保證全體人民共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成果。總之，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利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為什麼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建議》強調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正當合法的消費是拉動內需的迫切需要，為此就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形成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內生增長機制。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服務消費需求，2024年8月國務院出臺《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強調要“以創新激發服務消費內生動能，培育服務消費新增長點”，著力提升服務品質、豐富消費場景、最佳化消費環境，以創新激發服務消費內生動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國內挑戰和壓力，主要來自於發展中的問題和煩惱，唯有高質量發展才能解決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實事求是地說，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生活的新期盼水漲船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實質上就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拉力賽”。譬如，“急難愁盼”原本就是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體現。對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解決，既要堅持問題導向，重視回應每個老百姓的具體期盼和訴求；又要堅持目標導向，把解決老百姓的急難愁盼問題，轉化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改革動力。我們通常形象地說要“做大蛋糕”，其實“做大蛋糕”不僅是“切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物質基礎，更是回應“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根本依據。當下“做大蛋糕”的具體表現，就是千方百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最主要的路徑和手段就是發揮全國統一大市場的作用，重新配置勞動資源和生產要素，促使這些資源和要素實現與勞動者的最優結合。依靠市場形成激勵機制，有利於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堅守“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相統一的原則，調動勞動組織機構和勞動者個人的創業主動性和積極性，促進各個地區各種行業的均衡繁榮發展。這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生產率共享的基本前提。從一定意義上說，“分好蛋糕”也是“做大蛋糕”必要的促進手段。
三、以體制機制創新深化制度建設論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路徑
（一）統籌“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論文，協同推進位制度體系現代化
40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順著“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兩條主線向前推進的論文。從改革開放程序的時間節點上說，1978—2013年是我國實行以“發展型改革”為主的重要時期，儘管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這個時期的改革任務和發展目標，主要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進行的。“發展型改革”實踐的快速推進，迅速地緩解了發展中長期積累下來的一些突出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的“有沒有”問題。從2013年開始到現在，可以說是我國進入“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雙重並重、雙重推進的關鍵時期。與此相適應，這個階段也把“治理型改革”提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議事日程，使得改革呈現出“發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兩條主線並列，高質量發展客觀上要求“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相結合。《決定》第三條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中，明確規定“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此《決定》提出了把改革繼續推向前進的“七個聚焦”，這“七個聚焦”實質上就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個重點，也是我國未來制度建設和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重點。自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肇始，我國經濟改革就進入了“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並重的關鍵時期。暢通國內大迴圈既是“發展型改革”與“治理型改革”的重要結合點，迫切需要透過制度的紐帶效應，實施好對外開放、對內開放和自我構建，徹底打破構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的制度壁壘，這是我國新一輪經濟改革一個重要的突破點。如果不能實現暢通國內大迴圈的目標，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就會出現與改革相分離狀況和尷尬局面，就會造成“兩張皮”現象。當下“發展型改革”的重點，是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資料統統納入生產要素，著力推進破除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強調“入場”環節和“在場”環節統籌，致力於推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展型改革”的重點措施主要是打破行政壁壘，真正讓土地、人口、原材料、資金、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在地區間充分流通、合理流動。與此相適應，“治理型改革”的重點聚焦於解決當下的突出矛盾，服務快速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並促進社會和諧，政府治理模式創新，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抓手。當下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概括地說，就是政府和市場關係尚未完全理順，部分法律法規與國際通行規則對接不暢，部分領域行業市場準入門檻偏高等問題。譬如，有的地方隱性壁壘多、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存在，行政執法“一刀切”、辦事成本高等問題仍然相當突出，與政府改革目標、企業期待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國“治理型改革”的重點和主要任務在基層，未來需要進一步釐清基層治理的內涵以及由其內涵所決定的治理屬性，包括從法律、財稅、政策、資訊披露、市場交易等多方面形成的發展方式，而非單一依靠行政指令，以利於解決基層突出的矛盾、實現基層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和諧。
（二）健全公平競爭制度論文，推動市場競爭制度化、法治化
“發展型改革”的重點是繼續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論文。《決定》指出，要“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這條規定與2021年8月出臺的《關於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以及2022年4月出臺的《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為我國不斷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規範了方向。為此就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國家對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一律平等對待，任何企業都不能從免於競爭的保護中獲取特殊利益，促使各類要素向優勢企業聚集；就要切實保護民營經濟權益，各類專案招標特別是有產業政策支援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專案，政府和市場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對各類企業平等開放、公平競爭，形成統一大市場公平競爭的制度化、法治化，不能對不同所有制企業採用不同標準。法治是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所有市場主體都必須依法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政府依法進行宏觀調控和管理經濟，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納入法律範圍進行調整。所以，《決定》突出強調“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重大社會變革需要有重要的制度作保障，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就是一項重要的變革制度。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將成為斬斷“比拼土地優惠”、“稅收減免”等提供優惠條件招商引資的利劍，預示著未來招商引資的競爭格局將發生深刻而重大變化，過去那種單純靠稅收優惠式招商引資將不復存在。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生存發展的核心和靈魂，堅持公平競爭和實現市場競爭制度化、法治化，始終是“發展型改革”最基本的特徵和要求。從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修改到2024年《公平競爭審查條例》釋出，標誌著我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法治化和體系化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只有打造出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才能為企業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融資選擇和支援，構建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要善於用好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先立後破”的方法，整體思路和要求就是牢牢牽住深化重點領域改革這個“牛鼻子”，實施先立後破、破立並舉。習近平要求把“先立後破”，作為深化各領域體制機制改革的方法論認真對待。各級領導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察實情、出實招、求實效，堅決防止和克服形式主義，切忌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這是檢驗和衡量領導幹部黨性和政績觀的重要標誌。
（三）發揮經濟科技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論文，啟用制度創新的核心動能
《建議》提出要在“高質量充分就業取得新進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基礎上，整體推進“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論文。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神聖使命。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建議》稿繼續把推動高質量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突出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方面作出部署”。習近平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從不同方面對制約高質量發展的因素作出深刻分析，強調未來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指引，高質量推進國有經濟佈局最佳化和結構調整，不斷提升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為國民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這既是對企業內部管理和運營的深刻變革，也是對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大局中角色的重新定位。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重申科技創新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牽引作用。科技創新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化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導向，前沿科技與市場的深度融合程度，是引領科技與市場有效對接的重要指徵。未來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強質量支撐和標準引領，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應當看到在科技引領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著技術自身發展和國際合作競爭的雙重挑戰，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更加註重自主創新能力，而且要更加註重可持續性和包容性，以利於在國際科技合作中尋找平衡。《決定》強調要“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專案建設長效機制”。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應當支援有能力的民營企業牽頭承擔國家重大技術攻關任務，向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開放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讓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釋放更多活力。依據《決定》精神抓住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援政策制度，就是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支援引導民營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專案建設的長效機制。與此同時還要支援和鼓勵不同性質、不同型別的企業，“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物件最佳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徵的生產力”。當下尤其要“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最佳化升級，支援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抓住了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這個“牛鼻子”，就能夠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提出的2035年總目標的實現，提供經濟制度和經濟實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