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冰
作為上海國際舞蹈中心十週年慶系列演出的重要專案，加拿大基德·皮沃舞團攜作品《禮堂異聞錄》首登中國內地，這也是該舞團此次亞洲巡演的唯一一站舞蹈。散場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這是今年看過最震撼的當代舞，對白與動作的撕裂讓人窒息。”“話太多了，這和話劇有什麼區別？舞蹈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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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舞蹈進入更復雜的表達領域
作為國際舞蹈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無論是探討創傷與記憶的《愛與痛的練習曲》，還是改編自果戈裡作品的《欽差大臣》，克里斯托·派特始終在尋找一種超越傳統舞蹈與戲劇界限的表達方式舞蹈。
《禮堂異聞錄》故事發生在一座破舊的社羣禮堂，一群中世紀角色扮演愛好者正在召開年度大會舞蹈。協會經營困難、債務纏身，成員人數不斷流失，“是否解散組織”成為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問題。會議從點名、宣讀議程開始，討論財務、投票程式、會員管理這些再普通不過的事務。就在觀眾逐漸熟悉這些人物和關係時，另一重世界開始悄悄浮現，那些被成員們反覆演繹的騎士傳說逐漸滲入現實，神話與日常開始重疊，社羣禮堂與中世紀戰場在同一個空間中交錯出現。
如果只看故事梗概，這似乎是一部關於業餘協會存亡的喜劇舞蹈。但觀眾很快意識到，它真正討論的並不是一個即將關閉的協會，而是人與人為什麼仍然需要聚集在一起，為什麼在一個高度數字化的時代，人們依然渴望共同分享某種儀式、記憶和信念。
而更特別的是它講述這一切的方式舞蹈。全劇中，舞者幾乎不真正發聲。所有對白都來自錄音，舞者以完美的精確度在對口型。聲音與身體之間出現了一種奇異的分離感：人物的嘴唇在說話，身體卻似乎在透露另一種真相，錄音文字不再是舞蹈的背景音樂，而是一種“非身體的、冰冷的外部秩序”；舞者的身體是“鮮活的、有溫度的抵抗者”。這種對白與動作的撕裂，實際上是用極度具身的身體運動，去彰顯和反諷那種高度程式化、符號化的現代語言對人的異化。
有人覺得這是一種極具創造力的劇場語言；也有人認為，語言佔據了太多空間，以至於舞蹈被削弱了舞蹈。但恰恰是在這些爭議背後，作品提出了一個值得今天舞蹈創作者重新思考的問題：當舞蹈開始藉助語言、戲劇、聲音甚至文學而進入更復雜的表達領域時，我們是否還應該用過去的舞蹈定義來衡量它？
真正關心的是動作背後的人
在克里斯托·派特過去二十年的創作中，《禮堂異聞錄》並非一次突然的轉向，更像是一條創作脈絡的自然延伸舞蹈。派特最擅長的是群舞，從早期《暴風雨複本》中宛如自然力量般湧動的人群，到《飛行圖騰》中大規模群體運動所呈現的遷徙景象，再到《四季卡農》中近乎史詩般的集體身體書寫，她總能讓一眾舞者的身體在舞臺上形成令人震撼的視覺秩序。
但派特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動作本身，而是動作背後的人舞蹈。人在面對無法言說的經驗時，身體還能做什麼？《愛與痛的練習曲》源於搭檔喬納森·楊失去女兒的真實經歷，舞臺上的人物不斷在記憶、幻覺與現實之間徘徊。創傷無法被直接講述，於是身體成為穿越傷口的通道。《欽差大臣》討論的是權力，果戈裡筆下的官僚體系被轉化為一種荒誕而扭曲的身體秩序，人物的動作、表情和語言共同構成一幅關於權力執行機制的諷刺圖景。到了《禮堂異聞錄》，她關注的物件再次發生變化。這一次，不再是個人創傷，也不再是制度權力，而是“共同體”。
為什麼一群人願意為了一個瀕臨破產的角色扮演協會爭吵不休？為什麼明知道組織可能無法繼續存在，他們仍然堅持聚集在同一個禮堂裡？為什麼那些關於騎士、聖盃和遠古傳說的故事，在今天依然能夠觸動人心？這些問題聽起來與中世紀有關，實際上卻屬於當下舞蹈。在社交媒體不斷替代現實交往的今天，在越來越多公共空間逐漸消失的今天，在人們習慣透過螢幕建立聯絡的今天，《禮堂異聞錄》所描繪的那個搖搖欲墜的協會，某種程度上正是現實社會的縮影。
派特創作最迷人的地方是她總能從最具體的人和事出發，卻最終抵達更廣闊的人類經驗舞蹈。《禮堂異聞錄》裡的角色並不偉大。他們瑣碎、固執、神經質，甚至有些可笑。但他們所守護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協會，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真實連線的可能性。那些穿著盔甲的人，那些不斷重複的會議程式，那些關於是否解散組織的爭論，看似遙遠，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世界變得越來越鬆散，我們還能靠什麼把彼此連線在一起？
“無法結束”的故事
派特將這種對“共同體”的宏大社會學思考，極其精妙地濃縮在了一個高度具象的空間裡——一間略顯陳舊的社羣禮堂舞蹈。長桌、摺疊椅、投影幕布，以及一群穿著普通甚至略顯滑稽的中年人構成了全部視覺基礎。開場非常平靜：點名、議程確認、程式性發言、財務報告，一切都像一次真實的協會年度會議，但這種平靜很快被一種細微的錯位感打破。一個人說著禮貌而正式的會議語言，但身體卻在微微顫抖、遲疑甚至緊繃。此時，語言不再是表達工具，而變成了一種外部強加的秩序。而身體，則在不斷洩露另一種真實。語言不再解釋身體，身體也不再服從語言。兩者相互抵抗。
但是，“是否解散這個瀕臨破產的角色扮演協會”的議題從未被真正解決舞蹈。每一次試圖進入投票程式，都會被程式本身打斷：是否有法定人數？是否需要重新動議？是否應該推遲表決？規則在不斷被執行，但結果始終懸置。這種不斷“推遲決定”的狀態，逐漸形成一種迴圈結構。會議並不是向前推進的，而是在原地反覆打轉。雖然它看上去像現實中的議事程式，但更接近一種無法終止的儀式。
尤其是在作品後半段，一種極具衝擊力的舞臺影像出現：所謂“白騎士”的形象，並不是由某一個演員完成，而是由多位舞者共同拼接出來的舞蹈。一個人負責軀幹，一個人延展手臂，另一個人提供腿部的運動結構，其餘舞者在周圍維持其行動的節奏。在動作質感上，派特打破了古典芭蕾非黑即白的線條，轉而走向一種帶有強烈脫臼感與關節點發力的當代身體。多具肉身透過嚴絲合縫的動力傳遞，組合成一具龐大卻又流動不居的巨浪，展現出極強的集體控制力。英雄不再是個體，而成為一種被集體生產出來的形象。
這一瞬間，舞者們透過高頻的肢體顫動、關節的極致摺疊與復位，將一種抽象的、帶有機械秩序感的戲劇衝突，具象化地傾瀉在舞臺上舞蹈。傳統敘事中，英雄意味著中心人物，意味著救贖的來源。但在這裡，英雄被拆解為碎片，再由共同體重新組合。它既存在，又不屬於任何個人。這種處理方式，使得《禮堂異聞錄》的史詩感並不來自宏大的歷史背景，而來自一種反向的結構：英雄主義不再是個體的光輝，而是集體維持幻象的能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情緒結構舞蹈。前半段，觀眾經常會被輕微的幽默感帶動：笨拙的會議禮儀、誇張的身體反應、程式性語言的機械重複，都帶有一種近乎黑色喜劇的效果。隨著敘事深入，這種幽默逐漸被一種更為複雜的不安情緒取代。當所有人不斷重複“我們需要繼續開會”“我們需要做出決定”時，真正的問題開始浮現——他們真的在討論解散嗎？還是說，他們無法接受“結束”這件事本身？於是，《禮堂異聞錄》逐漸從一個關於協會存亡的故事，變成一個關於“無法結束”的故事。會議無法結束，敘事無法結束，共同體也無法結束。直到最後，某種意義上的“決斷”終於發生，但它並不以勝負形式出現，而以犧牲的方式完成。
重新發現共同體
從現實角度看，解散協會似乎是最理性的選擇舞蹈。但奇怪的是，沒有人真正願意結束它。他們爭吵、抱怨、互相指責，卻始終無法按下那個最終的按鈕。為什麼？因為他們真正捨不得的，從來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種連線。
作品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時代情緒舞蹈。那些中世紀角色扮演者看上去有些荒誕，他們穿著盔甲、模仿騎士、沉迷於古老傳說，與現實社會似乎格格不入，但正因為如此，他們反而成為當代人的一種隱喻。他們反覆堅持的儀式背後儲存著某種比效率更重要的東西，那是共同記憶，是歸屬感。
因此，《禮堂異聞錄》裡的神話與現實並不是兩條平行線舞蹈。它們說的是同一件事：騎士們試圖守護王國，委員會成員試圖守護協會，本質上都是人類對於共同體的守護。在這場荒誕的迴圈中，一個“局外人”打破了僵局，他不擅長表達，不懂委員會內部的複雜規則，也無法像其他人那樣熟練地處理各種會議程式。但正是這個最不起眼的人，最終成為維繫共同體的關鍵。
這一處理方式與傳統敘事中光芒萬丈、破壁而出的古典英雄不同，《禮堂異聞錄》重塑了一種屬於現代人的“微光英雄觀”——英雄不再是劈波斬浪的征服者，而是那些在廢墟與日常中，執拗地選擇留下來、共同承擔組織潰散風險的守護者舞蹈。當舞臺最後出現那幅令人難忘的畫面：成員們共同舉起盔甲的碎片，英雄不再屬於某一個人，而成為所有人共同儲存的一段記憶，作品也完成了它最重要的一次價值轉向。它不再歌頌個人，而是在重新發現共同體。
在派特的創作中，舞蹈不僅可以抒情，還可以思考和質疑，可以揭露，甚至可以參與辯論舞蹈。在《禮堂異聞錄》中，舞蹈不再是對白的附屬物，它擁有獨立的判斷能力。不是簡單增加臺詞，也不是刻意跨界，而是讓身體真正成為思想發生的場所。
一個值得關注的啟示，是作品對於當代生活的介入方式舞蹈。近些年，中國舞劇在歷史題材和傳統文化題材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相比之下，真正直接面對當代經驗的作品仍然相對有限。當代人的現實生活，同樣蘊藏著豐富的戲劇性和思想性。《禮堂異聞錄》在日常經驗中，觸及了共同體衰落、社會連線弱化以及現代人精神歸屬等重要議題。對於今天的舞蹈創作者而言，這或許正是《禮堂異聞錄》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當舞蹈開始說話，它並不是離開了自己的領地，而是在不斷拓展自己的疆域，比想象中的更遼闊。
攝影/胡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