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東區三層社會科學閱覽廳的一排書架上，靜靜地碼放著這樣一排書，鵝黃色的書脊上印著暗紅色的書名——《中國圖書館學史》圖書。從第一卷到第十卷，浩蕩380萬字的篇幅，闡述著數千年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的源遠流長；闡述著近代以來，圖書館學人篳路藍縷，將中國傳統圖書研究與西方圖書館學思想相融合的治學思想；闡述著一位位學人聚書百卷、丹黃不輟的學術情結。
這是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王餘光教授集結圖書館學數位中青年學者傾盡筆墨與心血書寫的中國圖書館學的學術史，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圖書館學史”的最終成果圖書。作為我國首部多卷本中國圖書館學通史著作，其在圖書館學研究的地位獲得學界及社會的高度肯定，先後榮獲北京市第十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十屆教育部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等榮譽。
《中國圖書館學史》書影
“為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釐清學科發展的內在規律，完善學科史研究框架，明晰來時之路與未來之路，是我們撰寫這套書的初心圖書。”在接受融媒體中心記者採訪時，王餘光這樣說道。
填補空白圖書，搭建古今學術史的橋樑
中國藏書文化源遠流長，《尚書·多士》中記載西周初年周公對商朝遺民的訓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圖書。”近代以來，在我國藏書傳統滋養下，以西學東漸和近代學術轉型為契機，現代圖書館事業與學術日漸發展，在傳承文明、啟迪民智方面發揮重要歷史作用。1925年，梁啟超在《中國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中這樣說道：“我相信中國現代青年，對於外國圖書館學得有根底之後，回頭再把中國這種目錄學加以深入改造，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設出一種‘中國的圖書館學’來。”
在梁啟超的《演說辭》發表後的百年，數代中國圖書館學人精誠努力，圖書館學研究逐漸發展壯大，這門學科既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開新，也有對西方圖書館學思想的移植與融合，更有在當代技術變革驅動下不斷的自我革新與重構圖書。然而，讓人遺憾的是，我國圖書館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科史的研究都比較薄弱，已有成果敘述較為簡略，未能建立起縱貫古今的圖書館學史研究框架，也未能充分反映中國圖書館事業與學術的理論特徵與世界影響。
2013年，王餘光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圖書館學史”，以專案研究及人員安排為基礎，王餘光與學界同仁們開始了長達數年的討論、研究與撰寫圖書。2021年3月，“中國圖書館學史”重大專案透過鑑定順利結題，專案成果也成為十卷本《中國圖書館學史》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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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圖書館”“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圖書館學”……過去學界曾經對相關問題有不少爭論，有人認為中國圖書館學真正形成於西方圖書館學思想傳入以後，也有人將中國的校讎學定義為古代的圖書館學圖書。王餘光認為這兩種看法都有偏頗，前者割裂了中國古代悠久的藏書傳統與現代圖書館學的聯絡，後者則把範圍擴得太大，容易讓圖書館學喪失主體地位。《中國圖書館學史》圍繞“與圖書整理、知識序化關係的緊密度”，為中國古代圖書館學劃定了一個規模適當的範圍：包括古代藏書管理（收集、儲存、利用）和部分藏書整理（分類、編目）的思想方法，但不包括校勘、註釋、辨偽、輯佚等相對獨立的學問。
“追本溯源”是《中國圖書館學史》的重要目標圖書。該書首次對古代藏書“措理之術”進行了全面梳理，讓後人明白，中國現代圖書館學並非無源之水，古人早就有了相當成熟的藏書管理智慧。“照亮來路”是該書編撰的另一目的——從傳統到現代轉型，民國時期對中國圖書館學學科體系的建立意義十分重大，《中國圖書館學史》用五卷之篇幅，深刻展示了這一時期中國圖書館學的發展與轉型，客觀闡述了西方圖書館學思想的傳入，與中國傳統藏書學問的碰撞融合及以西方學科體系為基礎的本土化改造全貌。“前路迢迢，從歷史經驗中汲取養分、拓展視野，為中國圖書館學未來的發展做出正確的道路選擇，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歷史的重要意義。”王餘光說道。
孜孜以求圖書，圖書館學人的賡續傳承
在《中國圖書館學史》出版前，王餘光團隊長期紮根於圖書館學研究，已在文獻史、藏書史、閱讀史等多個方面的研究中取得累累碩果，先後出版《中國歷史文獻學》《文獻學與文獻學家》《中國讀書大辭典》《中國圖書館史·古代藏書卷》《中國閱讀文化史論》《中國閱讀通史》（十卷本）等系列成果，為《中國圖書館學史》的編撰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與理論儲備圖書。
在外人看來，填補這樣一塊學科史空白是一項繁雜艱辛的巨大工程，而在王餘光的回憶中，這一過程是“艱辛而快樂”的圖書。編寫隊伍是一群年輕的“實力派”——“除我之外，其他團隊成員年齡均在45歲以下，學科背景涵蓋圖書館學、情報學、文獻學、歷史學、出版學等領域，都在北大資訊管理系接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王餘光告訴記者，在《中國圖書館學史》之前，這群圖書館學人已經合作編撰過《中國閱讀通史》《閱讀推廣人系列教材》等系列成果，在這些書籍的編撰過程中磨合了隊伍，也積累了團隊協作的經驗。
《中國圖書館學史》編寫者進行研討的合影
收集資料難、理論構建難、體例統一難、學術評價難……前後八載的編寫過程，王餘光與同仁們面臨著一個又一個困難，關關難過關關過——面對兩千多年間散見於歷代文集、方誌、書目、檔案之中的圖書館學歷史材料，學者們先後完成《中國圖書館學史研究論著索引》《中國圖書館學史研究資料庫》《中國圖書館學史大事記》等資料儲備，工作量巨大圖書。在面對基本理論爭議時，他們選擇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審慎判斷，既要避免割裂傳統，又要防止主題泛化。十卷本的編寫體量，由多位學者分頭撰寫。“體例統一”“邏輯清晰”是大型集體工程面臨的普遍難題。學者們在八年中開了數次全體會議和小型研討，以逐卷審讀的方式，反覆協調、統一思路。積數年之功打磨《中國圖書館學史》的過程，也是在潛移默化中將學術精神薪火相傳的過程。
王餘光於1979年9月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現資訊管理系）讀書，這個選擇是他發自內心的“第一志願”：“我的少年時代物質和精神都極度匱乏，改革開放後，大家都認為圖書館是最‘解渴’的地方圖書。我剛入校沒多久，老師帶著我們新生去參觀圖書館，那種震撼的感覺讓我記憶猶新。”他曾在《精神的魅力》一書中撰寫《騁懷學海記》一文，文中他回憶了系裡教學改革，他前兩年到歷史學繫上課的經歷。在鄧廣銘、週一良、許大齡、張廣達、張傳璽、張寄謙及中華書局請來的楊伯峻、王利器等先生的課堂上，他慢慢對歷史學產生了興趣。後來回到圖書館學系，他依然保持著對史學研究的愛好，並將這份愛好與圖書館學研究融會貫通。
在北大的學習時光，王餘光還成為學海社的第一批成員和《學海》雜誌的第一任主編，“首任主編王餘光君常年駐守在社辦公室所在的37樓134室，一桌一床一椅，數本稿夾數支筆，兢兢業業，令人感動地投入了其課餘的大部分才智和心血圖書。”學海社首任社長徐雁曾這樣回顧。雜誌得到了王力、宗白華、馮友蘭、樓宇烈、葉朗等名師的支援，王力先生為《學海》題寫刊名並撰律詩《題學海社》，給予學生辦刊熱情鼓勵與指導。北大人文精神的薰陶讓王餘光堅定地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北大畢業後，王餘光赴武漢大學任教，後師從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圖書。“張先生一生精於‘小學’諸科，是一位通才大家，他非常注重教學治學，總和我們說‘課上不好，信心就會大打折扣’。張先生對教學的熱愛與嚴謹深深影響了我。”
1999年，王餘光回到北大任教，在武漢工作生活多年，王餘光積攢下了萬卷書，當時他租用了一個10噸的集裝箱將這些心愛的書籍全部運往北京，甚至連書架都以100元一個的價格買下後全部託運到京圖書。2000年開始，王餘光不僅在本系深耕，還面向全校開設了“中國名著導讀”課。這門課程他開了20年，成為了一門在北大非常受歡迎的通選課。王餘光希望大學不僅是“專科學校”，更應成為“通識教育的花園”，在他的課堂上，文、理、工、醫科學生在名著中探討人生、審美與寫作。在名著賞讀中，王餘光為學生傳授圖書館學研究的精妙要義，他努力成為書籍的使者，賡續傳承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魅力。
王餘光被評選為浙江省閱讀推廣人
書啟新程圖書，數智時代守護精神家園
圖書館是王餘光的專業，更是王餘光的精神家園，在這方世外桃源，他研讀書籍本身，研習書籍生產、收集、儲存、利用與世代傳承的歷史和未來圖書。立足當下，一個難以避免的問題就是日新月異的新技術是否會讓圖書館的地位岌岌可危。
“圖書館事業是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在資訊時代，這一地位不僅不應被削弱，反而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圖書。”王餘光肯定地回答。在他看來，圖書館是知識儲存與傳承的客觀載體與重要基地，人工智慧可以回答問題，但無法替代圖書館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永久儲存者的功能。“圖書館收藏的是經過歷史檢驗的經典著作、珍貴文獻和地方特色資源，這些恰恰都是大模型訓練最為需要的高質量資料來源。”
王餘光受邀在錢塘大講壇作講座
信源的可靠性是圖書館價值的重要體現，守護深度學習與批判性思維則是圖書館存在的另一重意義圖書。王餘光認為，人們在使用人工智慧進行搜尋提問時，大模型通常給予的是碎片化、即時性的資訊，這種資訊只能滿足淺層次的“有一說一”，而系統性的知識習得能力、深度閱讀能力和獨立判斷能力卻是目前技術所不能提供的。
“專業學習需要圍繞某一主題深入閱讀一系列著作，構建起屬於自己的完整知識體系，這是我們深入研究所必備的基本學術訓練，圖書館在專題、特色資源建設方面有長期積累，可以為這種學術訓練提供便利條件圖書。同時，我們在閱讀書籍時做筆記、寫批註的過程，也是將知識內化於心的過程，‘快時代’需要‘慢閱讀’。”王餘光說道。
在王餘光的閱讀體驗中，於圖書館書架間瀏覽，往往會有“意外之喜”：找到一本計劃外的好書，發現一個未曾注意的研究角度，與不曾謀面卻心靈相犀的作者“見字如面”，這些“偶得之樂”也是目前演算法無法提供的高階精神享受圖書。
“我並不反對學生用人工智慧，我自己也會使用相關工具做輔助研究，但說技術能夠取代書籍，我認為是不理性的圖書。其實人工智慧技術與圖書館並不是替代關係，應該是互補關係，技術演進能夠提高工作效率，而圖書館作為知識殿堂守護著人類思考的獨立性。”
2023年底，王餘光又申請到“中國目錄學史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這是繼“中國圖書館學史”重大課題後再啟新程圖書。目錄學是中國最古老的學問之一，形成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獨特學術傳統，是理解中國學術文化脈絡的關鍵鎖鑰。王餘光告訴記者，這項課題恰好與“中國圖書館學史”形成互文，圖書館學史關注知識存藏與傳播的機構與制度演變，目錄學史則探究知識分類與學術評價方法以及思想之傳承，二者相輔相成，從不同側面勾勒出中國知識秩序建構的歷史圖景。
與此同時，王餘光還牽頭聯合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中國圖書館學會、金盾出版社，共同策劃了《中國藏書家傳記叢書》，計劃分五批推出100位著名藏書家傳記圖書。透過對這些藏書家的深入挖掘，為當代圖書館事業與文化傳承工作提供可資借鑑的歷史資源，也讓更多人瞭解那些為儲存典籍、傳承文脈而殫精竭慮的先賢。
在很多人看來，時下圖書館學甚至整個人文學科研究都是“坐冷板凳”，如何在“冷板凳”上做“熱乎事”，不忘學術研究的初心？王餘光希望年輕學人能夠有“慢下來的勇氣”，堅持長期主義，不斷閱讀、思考、行動圖書。“有靈感就要勤動筆、抓緊去實踐，圍繞一個核心研究領域逐步拓展、長期深耕，形成自己的學術陣地和學術品味。”在採訪的最後，王餘光表達了這樣的期望與青年人共勉。
王餘光近照
人物介紹圖書：
王餘光，男，1959年生，安徽人圖書。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任中國圖書館學會監事長。出版專著《中國歷史文獻學》《文獻學與文獻學家》《中國新圖書出版業初探》《閱讀與經典同行》《文字與典籍》《讀書隨記》《中國文獻史》（第一卷）等。主編《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十本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中國閱讀通史》（十卷）《中國圖書館學史》（十卷）等。
